當「罰金」改成「罰鍰」──新舊法規的適用與裁處金額上限
人民做出違法行為時，依據違反的法律，本應科處「刑罰」，但是就在調查完畢並準備處罰時，人民所違反的法律經過修法，改成科處「行政罰」，此時產生兩個問題：
一者是究竟要適用新法還是舊法；一者則是科處「行政罰」性質的罰鍰，往往高過科處「刑罰」之罰金數十倍，如果適用新法，人民要被罰更多錢，是否合理？
某甲貪圖利益，自行撰寫電腦程式，使用「外掛」搶得數百張台鐵火車票，再將搶得之火車票加價之後轉賣，被檢調單位查獲後，依據鐵路法相關規定予以處罰。
依據（舊）鐵路法第65條之規定：「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者，處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。」立法者乃採取以「刑罰」制裁行為人的立法政策；
依據（新）鐵路法第65條之規定：「購買車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圖利者，按車票張數，處每張車票價格之1倍至10倍罰鍰。加價出售訂票或取票憑證圖利者，亦同。」立法者將原本的刑事制裁予以「除罪化」，改以「行政罰」制裁行為人。
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是：某甲販賣黃牛票的行為，是在鐵路法舊法時期所違反，但是處罰某甲時，鐵路法已經修法，此時應該適用新法或舊法？
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8年度判字第396號（以下簡稱本號判決）認為，行為人某甲於（舊法）時期購買車票並加價出售圖利，違反（舊）鐵路法第65條規定，後來於（新）鐵路法時期被制裁時，應該依據從新從輕原則，適用新法之「行政罰」。
因為，無論新舊法時期，該行為均屬不法行為而具有可罰性；並且，依據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1項前段明定：「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」也就是說，立法者乃認為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、違反社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，刑罰均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，故而，在從新從輕原則的適用下，應適用新法之「行政罰」。
於本文案例中，（新）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「行政罰」，較（舊）鐵路法第65條規定的刑罰為輕，故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的「從新從輕原則」，適用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對某甲裁處罰鍰（行政罰）。
第二層次的問題是，主管機關裁處時，適用新法（行政罰），則法律效果──也就是處罰金額的最上限，是否受到舊法（刑罰）之限制？
這個問題至關重要，因為：如果依據（新）鐵路法第65條的規定對某甲裁罰，則罰鍰的金額遠遠高過（舊）鐵路法的罰金金額。換言之，雖然在法律性質的分析上，是（舊）鐵路法的「刑罰」對人民比較嚴重，但實質上人民要繳的錢，卻是（新）鐵路法的「行政罰」比較多，而且多數十倍。這樣的現象不只出現在鐵路法，在許多個別的行政罰法領域中，都有類似的情況。在本號判決的案例中，如果以舊法裁處大約為18萬元，但如果以新法裁處，則高達1百多萬元。
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8年度判字第396號認為，基於法治國下的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，人民在行為時對於何種行為應受如何的制裁（法律效果）有所認識或有預見的可能性，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以懲罰。
換言之，某甲是在舊法的時期，認為自己會被處以刑罰性質的18萬元罰金，但仍執意違反鐵路法，當然應該被處罰，可是基於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原則，國家公權力對於某甲就只能在18萬元的額度內予以處罰，否則就是讓某甲擔負其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，讓某甲遭受無法預見的懲罰，也違反了處罰法定原則。
本案中，鐵路法修法之後，從「刑罰性質」轉變成「行政罰」，對當事人來說，刑罰可能會留下前科、行政罰則不會，似乎較有利。但是在實務運作上，行政罰的罰緩數額往往是刑罰罰金的數十倍，對於當事人來說，實在有種不曉得該哭還是該笑的窘況。
總上所述，本號判決中揭示了一個重點，那就是主管機關適用（新）鐵路法，針對某甲在舊法時期的違法行為進行裁處時，仍然不得超過（舊）鐵路法的最高額度限制，這樣的見解或許對於人民而言，才能真正享受到「除罪化」的好處。
然而這樣的特殊見解，卻未受到其他實務見解的青睞，後文待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