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度性傷害與防禦權保障──人權拉扯的兩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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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發佈：2021-06-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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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作者：協弈法律編輯部-小仲
性侵害的案件中，案件的真相究竟為何，因為性行為的隱密特性而常常仰賴當事人的陳述，以確認事實真相，進而決定是否定罪。然而，正因為性侵害的案件中，往往只有加害人（被告）與被害人(原告)才說的清楚到底發生甚麼事。比如說，是否屬於「合意性交」的判斷，涉及到被害人主觀的感受，實在難以判斷，必須要透過當事人的陳述，以及各類證據始能釐清。
性侵害對於被害人而言往往是難以啟齒、不願多談的傷痛，尤其是要求被害人到法庭上陳述自己被害經過，已經是極大的壓力與創傷，遑論被害人還得面臨加害人的各種質疑，對於被害人而言是極為痛苦的。
不過，另外一方面來說，若不付予加害人當面質問被害人的機會，那就會造成過度仰賴被害人的證詞，難保會被有心人利用來惡意栽贓，當作報復原告的手段。
以此來說，這就是為什麼大法官解釋第582號要強調「對質詰問權」。對質詰問權之內涵，指的是我們必須允許被告至少有一次機會能夠跟證人面對面、全方位的對質與詰問，一方面讓法官直接以其感官明辨事實、探詢證人的真正意涵，一方面讓被告有機會為自己辯白，去除掉不利的證詞。
如果剝奪這項權利，就會造成被害人的單方面指控，就致使加害人必須跑法院應付檢察官，甚至最終因此被定罪，喪失自由、背上汙名。
總而言之，這個議題陷入一個兩難的拉扯中，在性侵害的案件中，因為性行為極為隱私，必須仰賴當事人的陳述來還原犯罪事實，藉此確定是否犯罪；要求被害人陳述被侵害的過程已經很痛苦，還要求被害人面對加害人的咄咄逼人，恐怕造成二度傷害；可是如果不賦予加害人對質詰問的機會，就可能讓有心人利用此惡意栽贓，造成冤案。
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規定：「被害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其於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，得為證據：一、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者。」
這條規定就是為了調和對質詰問權與有效保護被害人而來，讓被害人可以在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，陳述其被害經過，再以此筆錄作為證據即可。
但是，這樣的作法將剝奪了被告的對質詰問權，因此在大法官解釋第789號中，仔細闡釋這條規定應如何理解、適用，才不會違反憲法所保障的對質詰問權，以及刑事訴訟法第159條揭櫫的傳聞法則（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以外所為的陳述，不得作為證據）。
釋字第789號指出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規定，是為了實現刑事訴訟發現真實（避免產生冤案），以及兼顧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（避免二度傷害）的規定，如果被害人確實因為客觀上身心受創而無法到法庭上陳述，始可依據此規定而不需到法庭陳述，但如此一來將剝奪被告的對質詰問權，因此解釋與操作上必須嚴格為之。
大法官接著表示，要求檢察官舉證證明被害人的確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，而被告也可以對於檢察官提出的調查方法、程序與結果等，行使陳述意見、辯論與詰問相關證人、鑑定人等防禦權。
再來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規定：「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」，大法官認為，陳述除了沒有任何不當外力干擾外，並應避免受性別刻板印象之影響，以及斟酌詢問筆錄者有無經專業訓練、有無採行陪同制、被害人陳述時的情緒反應等等，綜合考量該被害人陳述的筆錄，是否具備「特別保障的信用性」。
在這種情形下，犧牲了對於被告對質詰問權之保障，大法官因此也強調，必須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償措施，補償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之防禦權損失。
總而言之，大法官肯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規定合憲，但也做出了適當的調整：
首先，要求檢察官必須舉證證明被害人客觀上確實深受創傷無法到庭陳述；如果無法具體確定被害人身心狀況，法院就應該盡可能傳喚被害人到庭，但是在個案中也可以使用法庭外訊問或詰問，或利用聲音、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等隔離措施，適當「隔離」訊問或詰問。
再者，倘若被害人客觀上確實無法到庭，那麼才可以例外使用被害人的警詢筆錄作為證據。不過，此時必須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、詰問權；被害人的警詢筆錄不可做為唯一證據，必須還有其他補強證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