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夠明確嗎？分析大法官解釋767號之藥害救濟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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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發佈：2018-08-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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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作者：協弈法律編輯部-小仲
藥害救濟的案件近年來越來越受到矚目，筆者也曾經撰文討論，有關於疫苗預防接種而產生後遺症的相關救濟程序。日前大法官釋字第 767 號，針對藥害救濟作出解釋，此號解釋立刻引起各方關注，因為本案是否合憲，大法官間的意見相持不下，甚至出現五份協同意見書、五份不同意見書的情況。
本案爭點在於：
藥害救濟法第13條第9款規定：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不得申請藥害救濟：……九、常見且可預期之藥物不良反應。」就所謂「常見且可預期」之藥物不良反應，究竟是否違背法律明確性原則？
法律明確性原則，依據大法官釋憲實務，已經有三個判斷標準，即：
1. 法規範是否讓人民可以理解其內涵？
2. 法規範是否讓人民可以預見哪些行為是違背/合乎法規範的？
3. 法規範的內涵是否可以透過法官審查後，即可確認？
以本案來說，最大的爭執在於本案能否通過第1、2點的標準的檢驗。
釋字第 767 號理由書（即多數意見）認為，「常見、可預期」之意義，依據一般人民日常生活與語言經驗，尚算可以理解；且「常見、可預期」之意義，主管機關已有明確定義；藥物「不良反應」於藥害救濟法第3條第4款亦有明確定義；而「常見、可預期」之意義在實務上已累積諸多案例可供參考；
最後，我們也可以合理期待民眾在用藥之前，透過醫師之告知義務、藥袋上標示或藥物仿單上記載，就用藥之不良反應之可預期性、發生機會及請求藥害救濟之可能性。
總上而言，系爭法規已經讓民眾可以理解與預見用藥之風險、後遺症、救濟之可能，因此合乎「可理解、可預見」之標準。
最後，「常見、可預期」之意義，於藥害救濟程序中，尚可由專業委員會進行判斷，最終並得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，故也符合「可受司法審酌」之標準。
是故，系爭法規並未違背法律明確性原則，乃屬合憲。
這樣的結果合理嗎？
筆者整理許宗力、黃昭元、詹森林三位大法官之意見書，有如下看法：
首先，在解釋文中先表示「常見、可預期」之意義是人民可以依據日常生活與語言經驗來理解，但又表示主管機關針對「常見、可預期」有相當科學的定義，以及實務上有累積不少案例來幫助人民理解「常見、可預期」，似乎有前後矛盾之嫌，專業的名詞定義以及司法案件，恐怕與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經驗相距甚遠，毋寧說：系爭法規的「常見、可預期」和一般人民的「常見、可預期」有著巨大的落差。
而多數意見認為，透過醫師之告知、藥袋上標示、藥物仿單上記載，即可使民眾預見不良反應之風險及請求藥害救濟之可能性，然而即使是醫師也可能對於藥物的不良反應不甚熟悉，而藥袋或藥物仿單上的記載，多為專有名詞，即使專業人士也不見得能馬上掌握。以此來說，專業人士都無法「可理解、可預見」，何況一般民眾。
再者是有關於「可受司法審酌」的標準，多數意見認為既然已經設立藥物救濟制度，則可謂合乎法律明確性原則。但亦有學者批評，法律明確性原則的重點應該是在「一般民眾對該法律可否認識」，而能知所進退，不宜以司法救濟途徑來替代明確性的要求，否則明確性原則的內涵將被架空。
最後是有關於藥害救濟的補償性質為何：
人民受到國家公法上的侵害所導致的權利受損，傳統上而言可以分為兩類：
A國家賠償：國家有故意或過失而導致人民權利受損。
B損失補償：國家無故意或過失，但人民為了公益而犧牲了自身權利。
但本案中，國家亦無故意或過失，人民也不是為了公益而犧牲權益，因此學說上有兩種理論作為補足：
1. 社會補償：因為國家批准了藥物上市，造成人民權利受損的風險，因此在損害發生時，仍然給予人民補償。
2. 國家危險責任：國家的任何行為雖然是為了公益，但只要造成人民的基本權利陷於危險，待損害確實發生後，國家仍須負起責任，予以賠償。
但上述概念尚在發展階段，如果貿然引入，則可能造成國家動輒得咎、賠償/補償不完的窘況，故而大法官在此解釋文中高度自制，強調交由立法者以立法的方式來決定，要針對何種情況進行補償/賠償。
總上而言，大法官堅守司法權的界線，不過度干涉立法權之價值選擇，避免在學說與實務尚未建構完全時，貿然引入新見解；但針對法律明確性的內涵，仍然是「很不明確」，尤其是審酌法律明確性時，應該也有寬嚴不同的標準，以適用在各種不同的個案中，但誠如詹森林大法官所言，這可是「深水區」！
不過本號解釋還是開了一扇窗，上述有關「可預見、可理解」的標準中，提及到醫師、藥單的說明功能，以此來說，倘若在決定用藥前，醫師或藥單無法發揮說明的功能時，就應該允許人民的補償！我想這也是此號解釋妥協之下的「亮點」，未來律師不妨針對此點深入攻防。畢竟，舉證才是訴訟勝負的關鍵。
